谁都知道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,但我却常常为寻找后悔药纠结不已。我和吴冠中先生同住一个小区,去年我要迁新居,便打电话向吴冠中先生辞行,说我会常来看他,说希望他保重。电话里他说了很多,好像不是我要搬走,倒像他要远行。我说搬走也会常来看他。但我确实没想过他已年过九旬,总觉得有的是时间。听到老人去世的消息,我简直悔青了肠子。
回想起前年春节我最后一次去给吴冠中先生拜年。虽说是过年,他的家新年和旧年一样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。他的生活多年来一如既往,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。小画室不到10平方米,画案旁的餐桌上已摆放好午餐:一只盘子般的大馒头、一盘“水煮蒜苗”、两碗多种豆类煮制的粥。吴先生和夫人正准备就餐。我注意到吴先生好像是刚刚理了发,就问:还是街边师傅的手艺?吴先生显得挺高兴说,街边理发的师傅们搬进理发室, 不用站街啦。很多年以来吴先生总在街心公园的林荫小道边,花两元钱找个“蹲摊”的理发师傅“剃头”。每次我遇见,就会开他的玩笑说:这么有价值的脑袋怎就这么廉价地“处理”一下?吴先生扭过头说,剃头师傅是“行为艺术”,我是纸上谈兵,我们工作不同,价值一样。而我这时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等待削皮的冬瓜。
有一阶段社会上对吴冠中先生的一些观点有些非议,我知道吴先生有很多话要说,我也知道吴先生也有很多话不愿说。因此,我在动员吴先生正式接受我采访时有言在先:我们不谈友情只谈观点。我是记者,职责所在,有言必录。您是受访者,完全自愿,实话实说。
吴先生是位率性而坦诚的人。以往无论是他的学生还是朋友或记者来访,他从没有要求对所写文章在发表之前过目。可他对我提出了“我看过再发”的要求。以往,也许由于记者的理解,也许由于记录词不达意,也许由于节取只言片语,或是其他的原因,发表后给吴先生本人及社会、学术界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。所以吴先生严肃地对我说:“发表前我本人要看一看,我要对我的话负责。我当了数十年教师,对自己的学生一向不说假话、空话,在学术钻研上绝对用科学的解剖刀,六亲不认。对学生,对朋友的坦诚几乎成了行为的习惯,对并非真诚的人也以坦诚对待,对有目的的人毫无防范,于是被利用、被断章取义的教训不少。这样的人和事不仅影响我个人的情绪,对社会对学术界也起了很坏的作用。”
那次采访很深入,他的情绪一直很激动,但很清醒、很条理。后来我的专访《吴冠中有话要说》在《文艺报》整版发表后,吴先生收入了他的文集,我们的友情也从相识而跨向更高的境界———忘年交。
我和吴先生毗邻而居十几年,那几年他每天都会沿着小区转圈散步,时间宽余时会一大早敲敲我家门,如我还没去上班,就会来坐坐。赶上我正好出门时,他会叫我一起和他徒步到离我们小区三四公里、儿子为他准备的大画室去看他的“大画”。去那儿要走40分钟,他想画“大画”时就一早过去,带些饼干、面包当午餐, 晚上再步行回来。夫人身体好时,他们也会到那里住几天,创作完成后再回到家里。吴先生说,近年画“大画”少了,所以去那里也少了,主要原因是不想重复自己,没有新意、没有激情的作品不想画,另外精力、体力也觉得差了些。尽管如此,在这近10年里老人家的画展不断,世界各地及国内不少博物馆收藏他画作的报道也不断。他说他希望把自己认为的精品都捐给博物馆,不愿流落民间被人转手,由拍卖行拍来拍去。
吴先生80岁以后,户外写生就少了,主要靠反刍。他说:“当年积累、吸收的大量素材没能表达完整,现在又从心里溢出来新的感觉,只要有新感觉我就画。这是个抽象和提炼的过程。人老了,各种诱惑和顾虑都消退了,青年时代的赤裸与狂妄倒又常常蠢蠢欲动,能够把真诚的心声表达出来,就是莫大的慰藉了。只要想画,这就是我一天中放在第一位的事。”
我一直在想,吴先生这些年来引起许多人的误解,这一定与他独特的思想有关。也许,随着中国美术的发展,我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吴先生观点的意义与价值,误解也会随之消除。
吴先生和这个世界永别了,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竟然没在搬家的一年里去看望他。而今,把他老人家送给我的那套精装本《吴冠中文集》摆放在我的桌上,点燃一支蜡烛,在幽幽的烛光中怀念这位像画家一样杰出的文学家,他送我书时说的话言犹在耳:“文是画之余,是画之补,是画到穷时的美感变种。只可惜,我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风景画家,不能互换,是文是画,只求表达真性情吧!”
老人的话在我心里生根,他的身影在我脑海里走动,我把老人那颗不再跳动的心安放在我的胸膛中。文/胡殷红
